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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被欧盟开出天价反垄断罚单的谷歌，近日“后院也失*了”。摊上美国国内的“学术献金”丑闻，谷歌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谷歌运行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学界渗透计划：通过资助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教授的研究项目来影响**以及公共政策制定，为其市场主导地位所面临的监管挑战辩护。过去10年来，谷歌出资5000美元至40万美元不等的“好处费”，资助了数百篇研究论文。
谷歌曾经因讽刺微软而把“不作恶”作为企业信条，让自己爬上了“道德制高点”。不过，对于谷歌这样级别的“*角兽”来说，通过对政策制定施加有利于自身的影响，已经成为其继续扩张必然的选择。
反对谷歌的**组织美国“问责运动”近期公布的报告显示，谷歌拨款资助了329篇发表于2005至2017年的公共政策研究论文。其中一半以上属于直接资助，其余由谷歌支持的组织或机构间接资助。论文作者来自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及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
该报告中还称，在过去的10年中，谷歌一直资助某些特定学术论文的研究和发表。这些论文普遍支持谷歌的商业利益，反对诸如反垄断和反盗版等监管上对谷歌的挑战。“监管者有必要知道，他们依赖的所谓*立的司法和学术著作其实都是谷歌给的。”“问责运动”组织执行董事达尼埃尔·史蒂文说，谷歌试图通过自身实力“影响每个层面的政策制定者”。
面对报告的质疑，谷歌依然“傲慢”，坚称该报告是“高度误导的”，因为它包括任何资金组织所支持的任何工作。不仅如此，谷歌还呛声道：“问责运动”组织不肯透露自己的财务支持者，却言必称问责制和透明度，这实在是有点讽刺。
然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数千页邮件内容，一些研究人员会在其论文发表前与谷歌分享，并且允许谷歌提出建议。不过，不是所有教授都会披露谷歌对其研究的资助，并且几乎没有人会在后续相同或类似主题的论文中披露这层经济关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律教授保罗·希尔德因研究版权而接近谷歌，获得谷歌近18830美元资金支持。
更有甚者，谷歌还进行了“私人订制”，通过“钓鱼”的方式，悬赏为其代言的教授。2010年，谷歌聘用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法律与技术研究员的德文·德赛为谷歌物色论文“写手”，这项工作花掉谷歌207万美元。
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愿意接受谷歌的资助。谷歌曾有意支持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教授达尼埃尔·克兰关于反对监管互联网搜索引擎的研究，却被克兰**了。克兰说：“*是好事，但会干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克兰还表示，如果他阅读到一篇学术论文，论文披露与某机构存在利益关系，而该机构与研究结果有关联，那么他会对该研究持怀疑态度。
在回复科技新闻新媒体Tech Crunch的进一步追问时，谷歌再次显示出“犀利的一面”，自制了一张时下非常流行的GIF动图，这张动图中充满学术界对此事或褒或贬的评论。Tech Crunch分析称，这代表谷歌只是希望这件事赶紧过去。
欧盟委员会6月27日宣布对谷歌罚款24.2亿欧元(1美元约合0.88欧元)，以处罚其违反欧盟竞争监管规定的行为。图为欧盟委员会负责竞争事务的委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发
通过向有利于本公司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从而支持公司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包括谷歌在内的硅谷*无霸们已经是“老司机”了。这一“玩法”，由于已经避开了华盛顿监管环境的约束，企业的游说活动越来越难以发现。但是，恐怕从来没有一家公司像谷歌这样，对学术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一名前谷歌员工和一位前谷歌游说人员向《华尔街日报》爆料称，有那么几年，谷歌在华盛顿的管理人士会拟好学术论文的“愿望清单”，其中包括每篇拟定论文的暂定题目、摘要和预算，然后寻找愿意写论文的作者。也就是说，谷歌实际上在对论文进行“招标”。而花在这项计划上的资金只有区区几**美元，对这家搜索和广告*头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这些资助带来的政策影响力有时可以“扭转乾坤”。2012年9月，联邦贸易委员会已接近就是否起诉谷歌违反竞争法作出决定，起诉的具体内容包括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偏向自己的购物和旅行服务。当时，谷歌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威尔森·桑西尼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八页长的信函，为谷歌辩护，并附上了谷歌资助的研究论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终裁定，谷歌在搜索排名中突出显示自己的服务，并未违背反垄断或反竞争法，这直接巩固了谷歌在互联网的主导地位。
更早些的2010年，谷歌向多名研究人员提供了40万美元经费。当时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瑞安·卡洛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学者研究的课题是如何改善用户的网络隐私问题。谷歌和其他一些科技公司收集个人信息，其中包括一些用户不愿意分享的数据。通常，这些公司会在隐私条款中告知用户哪些信息会被收集，而且通常会征得用户同意才保留这些信息。但一些隐私权倡导者认为，这些条款又长又难懂，很少有人会读，他们希望推出法规限制个人数据的使用。卡洛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建议寻找更好的方式提醒消费者可能暴露个人数据的问题，而不是屈从于压力，将放弃隐私条款作为监管策略。目前在华盛顿大学担任教授的卡洛表示，为了**准确性，与所涉及公司讨论研究内容的做法很常见。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谷歌管理人士会选取与他们本身观点存在共鸣的研究，然后扩大这一研究的影响力。
对于谷歌“渗透”学术界的行为，很多人持不同意见。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院的罗宾·费尔德曼去年在哈佛大学法学刊物中一篇合著的文章里表示，这种公司资助行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学术界人士是游说人员而非学者。
高科技企业成为终极政治局内人
谷歌“学术献金”丑闻讽刺漫画。网络图片
“我们还能阻挡大型高科技公司吗?”在谷歌“学术献金”丑闻和亚马逊并购全食超市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这个问题。而曾经传统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游说界，不知不觉中也渐渐成为“硅谷”的领地。这些公司具有令人艳羡的盈利能力，它们能够拿出*额资金、并施展强大的软实力，力求避免监管机构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裁决。
根据政治回应中心的数据，互联网和电子行业用于游说联邦政府的资金在2015年合计达到创纪录的1.81亿美元，在2016年也有1.785亿美元，这让它们成为第二大企业游说团体，仅次于大型制药企业。按单个企业投入的游说资金计算，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排名全美第十。
谷歌公司网页画面。***发
此外，高科技企业之间也会“互相攻击”。比如，微软向哈佛商学院教授本·埃尔德曼提供了资金，后者是有关谷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报告的作者。与谷歌存在专利纠纷的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也向支持己方的学术报告提供了资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则向各种针对谷歌的报告进行了资助。而“问责运动”组织的背后金主就包括甲骨文公司。
谷歌的华盛顿办公室主要负责公共政策，占地超过5100平方米，面积甚至接近白宫办公用地大小。研究机构Statista的*新数据统计显示，谷歌游说活动投入单季度高峰在2015年第一季度，高达547万美元，在2017年第一季度，尽管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352万美元，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其他高科技企业。2016年全年，谷歌的游说活动投入达到了1543万美元。
如此财大气粗，自然能招募到顶级的游说人士。目前谷歌华盛顿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其公共政策和政府关系副总裁苏珊·莫里纳利，她曾经连续三届出任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与前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关系密切。
不仅如此，谷歌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在华盛顿和行业之间也有它们自己的“旋转门”。比如，前谷歌公共政策总监阿兰·戴维森目前在美国商务部担任数字经济总监。《纽约时报》2016年的调查还发现，美国75家主要智库的数十位研究专家同时注册作为游说人员，一边在监管争端和诉讼中担任外部顾问或是仲裁员，另一边却以各种咨询名义从大企业收取不菲的费用。一些智库还为游说者、前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咨询顾问提供了非正式研究员的职位。这些人并不需要披露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
种种的“技巧”和“秘密”，使得人们很难确切地知道科技公司如何推动立法议程，以及它们从哪里着手。在一份*新的衡量企业政治责任透明度的CPA—Zicklin指数中，在满分为100%的情况下，谷歌母公司得分仅为52.9%。
《华尔街日报》早前的一篇报道就曾指出，大型科技公司越发明显地成为了网络力量的自然垄断者，而消费者自身日益对此类企业的行事方式感到不安，这些拥有大量知识产权的公司从消费者创造的数据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缴纳的税率低于平均水平，而且创造的就业岗位也远少于过去的企业*头。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的商业模式非常像是“寻租行为”。该报道分析称，这些科技公司不再是新贵，而是终极的政治局内人。
2015年8月，已经被人整理出“作恶简史”的Google宣布重组，成立Alphabet总公司，将业务进行拆分*立。同时，也将自己的企业信条更改为“做正确的事情”。不过，当谷歌重蹈自己嘲讽对象微软的覆辙的时候，再光鲜的口号也变得苍白无力;当谷歌和其他传统企业一样投入重金有意收买教授、游说政府时，谷歌也该从“道德的神坛”上坠落下来，接受法律的审判和市场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