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晋商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期，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山西商人以善于从事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日中为市”的原始时代，而它的雏形却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唐叔虞受封唐侯时，周成王用“诰命”方式规定他到唐地后要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夏政”和“戎索”为晋商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其形成和发展的肥沃土壤。

　　唐叔虞遵循周王室规定的施政方针，因地制宜，实行一套新的方针和政策:按照唐地地处夏人故墟的传统风尚和习俗，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制度，来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而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依照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可以说晋国是历史上**个“经济特区”。在这一*特的施政纲领的哺育下，晋国孕育出有别于其他齐鲁等封国文化内涵的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具有**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这一文化特性，加上晋国历史上**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欲速富，当畜五(牛字)”的经营理念;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以及“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婪)，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即成为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